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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姿将沏好的茶放到书房的茶几上，微笑道：“渣先生请慢用。”
渣庸品了一口，当着王杰的面赞道：“黎姿小姐真是好手艺。”
黎姿微笑道：“渣先生过奖了。”
“小姿煮咖啡的手艺更棒，哪天渣老可以过来尝尝。”王杰毫不谦虚地夸着自己的女人。
渣庸喝着茶，并没有再主动开口。他才不信王杰邀请他只是闲聊品茗的，目的无外乎是谈收购《明报》集团的事情。
如果王杰不是想收购《明报》，又何必雇人去调查于平海的老底？这一点渣庸心里非常清楚。
果然，王杰开口说道：“听说查先生有意将《明报》出手，不知道是否找到合适的对象？”
渣庸笑了，问道：“威廉先生对《明报》也有兴趣？”
“非常感兴趣。”王杰点头说道。
渣庸道：“威廉先生旗下的梦工厂传媒集团，已经有七八份报纸杂志了，何必再惦记《明报》？”
王杰问道：“查先生想听实话吗？”
渣庸道：“洗耳恭听。”
王杰说道：“那我就把心中的构想说出来，让查先生评定一下。”
说着，王杰用手指蘸了下清茶，在书桌上简单地画了个世界地图的轮廓，指着地图道：“我准备将梦工厂娱乐文化集团，打造成一个亚洲顶尖级的娱乐文化帝国，包括电影电视、音乐唱片、动画漫画、电子游戏、纸质传媒、出版发行等领域。以香江为基地，以亚洲儒家文化圈为依托，从而向全世界辐散扩张。未来十五年，梦工厂娱乐文化集团的发展重心都在亚洲。十五年以后，也就是2000年以后，集团将向其他地区扩张。梦工厂传媒是梦工厂娱乐文化集团中重要的一环，而《明报》也是梦工厂传媒发展的重要助力。我这样讲，查先生能理解吗？”
渣庸张了张嘴欲言又止，他的理想不过是把《明报》办成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，而王杰居然要在亚洲打造一个世界性的娱乐帝国，这志向也未免太远大了一点。
如果换做是其他人说这番话，渣庸肯定会认为此人是在信口开河。但王杰的背景和身家渣庸虽然了解不多，但渣庸知道王杰的能量，他说出来的话还是足以让人信服的。
渣庸说道：“威廉先生，做报纸和做电影是有区别的。你的电影能在全世界大赚票房，但你的华语报纸永远不可能在除亚洲的其他地方大卖，梦工厂传媒的世界性扩张只是一句空话。”
王杰点头道：“欧美的传媒市场华语报纸确实难以进入，不过只要有亚洲区就够了。说实话，我最看重的是《明报》的公信力，这是《明报》最具价值的东西。其他所谓《东方日报》、《星岛日报》和《大公报》之流，跟《明报》比起来都不值一提。”
王杰最后一句话，着实戳中了渣庸得意之处。论公信力，《明报》绝对是香港第一，而《东方日报》毫无节操可言，《星岛日报》是纯粹的商业报纸，《大公报》则是帮着湾岛说话。当几家报纸的观点不一致时，读者大都会听信《明报》的观点。
这两年有全球十多个富商、财阀想要收购《明报》，看中的无非是《明报》的销量和它在中产阶级当中的影响力，买下《明报》无非是为了赚钱而已。
《明报》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公信力，王杰还是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的买家。
1959年，渣庸出资8万，沈宝新出资2万，共同创办《明报》，每日出版一张。创刊初期，沈宝新管营业，渣庸负责编务，潘粤生作他们的助手。尽管他们不断更改副刊内容，改变新闻路线，渣庸更是抱病撰写《神雕侠侣》，但是《明报》还是一步步滑向“声色犬马”之路，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，第一年亏空严重。”《明报》的老员工都记得他当年辛劳的身影，一方面经常要通宵写稿，另一方面又为经济问题苦恼不已。有传说，一段时间他要靠典当来维持《明报》。据《明报》老职员回忆：“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，下午工作倦了，叫一杯咖啡，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。”那时，渣庸住在尖沙咀，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，要改乘俗称“哗啦哗啦”的电船仔渡海。每当他们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早已停航，只好改乘电船仔渡海，但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，船费比较便宜。如果要即到即开，需要包租费三元。他们夫妇宁愿捱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，也不愿包船过海。咖啡、渡船不过是其中两个平常的故事而已，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。
倪框曾说：“《明报》不倒闭，全靠渣庸的武侠小说。”当时渣庸的武侠在《商报》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。许多人为了看渣庸武侠，开始关注《明报》。慢慢渣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《明报》基础，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，《明报》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。
60年代华夏大陆的政治变局为渣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，渣庸拯救《明报》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，特别是1962年“难民潮”事件的报道社论。1962年，受“大跃进”影响，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江，被香江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。由于事件敏感，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等报都不予报道，《明报》却“莽莽撞撞”，大声疾呼，从是年5月12日起，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。此时，《明报》才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。“难民潮”结束之后，《明报》一改报格，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、煽情新闻和马经的“小市民报章”，提升到一份为读书人、知识分子接受的报章。1962年7月销量跨过3万份。到1963年，《明报》已完全摆脱财政窘境，平均日销量是5万份。
“十年动乱”为《明报》树立了“言论独立”的形象。当时《明报》开辟“北望神州”版，每天刊登有关华夏大陆的消息，满足了香江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需求。正是在“十年动乱”中，《明报》成为报道华夏消息的权威。也从此开始，渣庸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偶像。基于延续华夏传统文化的考虑，渣庸1966年创办《明报月刊》，自任月刊总编。后胡菊人出任总编，长达十三年。胡菊人将《明报月刊》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，形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。 1968年，又创办《明报周刊》，经数年发展，也成为香江历史最悠久、最权威、销量最大、读者层面最广的娱乐周刊之一。
尽管《明报》与渣庸在有关华夏问题上常被人讥笑为“机会主义者”和左摇右摆的“墙头草”。但到1980年代《明报》已经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份子报刊，赢得很高清誉。
1988年《明报》日销量已是11万份，1989年跃升到18万份。除了《明报》、《明报月刊》、《明报周刊》外，明报机构尚有一份《明报晚报》。渣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。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“明报企业有限公司”，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，到1991年度接近一亿元
渣庸心想：难怪这个半洋人整天泡在女人堆里，还能创下偌大的家业，此人的眼光实在犀利。
本来不打算把《明报》卖给王杰的渣庸，现在居然有了一点点兴趣，他说：“《明报》是拒绝一切政党和团体的，严守自由中立，走持平和客观的办报路线。威廉先生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你在华夏跟那位伟人是忘年交吧？”
“可以说是知己。”王杰很干脆地承认下来，“准确地说，我和邓公都是一类人，我们都是一个支持国家统一富强的民族主义者。国家、民族和个人合法利益至上，至于执政党，我把它理解成为一个职业经理人。这个职业经理人干得好，我会鼓掌，干得不好，我会批评。我不会昧着良心帮任何党派团体歪曲事实，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。你看我旗下的电视台和报纸，从来都是执中、客观的报道新闻，因为说华夏大陆坏话假话的媒体实在太多了，才显得我有些另类而已。”
渣庸默然饮着咖啡，似乎是在琢磨王杰的话有几分可信度。良久，他说道：“威廉先生，我原则上同意将《明报》卖给你，不过你要给我一份书面保证。”
王杰笑道：“那就谢谢渣老成全了。过一段时间我会将我在香江旗下的所有报纸进行改革，希望渣老能够给予监督指正。”
“什么大改革？”渣庸好奇地问，他不认为王杰是在小打小闹。
王杰道：“足以影响香江报界现状，甚至改变香江传媒格局的大动作。”
渣庸皱皱眉头，随即点头道：“那好，我就拭目以待。”
